股票啦网（www.gupiaola.com）2020年12月09日讯：今早必知股市消息-位卑不忘忧国

王连洲（左二）与本报记者合影钱柏禧/摄

晚秋的北京，片片黄叶飘落，在11月初的一个和煦的下午，已届耄耋之年、常被人关切地称作“王主任”的王连洲，接受了《证券日报》记者专访今早必知股市消息。“王主任”精神矍铄，慈爱和气，戴一顶灰色的鸭舌帽，笑容总是洋溢在脸上，又语速和缓。

资本销售市场30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其中奠定基础制度基础的《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贡献功不可没，是资本销售市场不可或缺的“四梁八柱”，为中国资本销售市场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进展提供了有力的法律支撑。原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副主任、钻研室正局级巡视员王连洲，曾负责这三部法律起草的具体组织工作。在资本销售市场建立的初期，王连洲长达十余年知难而上、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积极促进着资本销售市场的立法建制，并在涉及资本销售市场进展的诸多热点问题上，常常发出直言不讳而又务实平和的呼声和己见，加之平易近人的谦虚和亲和力，受到业界的信赖。

无怨无悔人生转折

王连洲结缘金融，是歪打正着。王连洲出生于山东冠县农村，1954年考初中，为了多增加一次考取的机会，曾徒步跋涉140多华里，到河北省大名县先考，之后再经过长途跋涉折回山东聊城今早必知股市消息。上天没有辜负他对求学的渴望，那一年，王连洲被聊城一中录取，在此度过了六年充满激情、满怀理想、令人难忘的中学时期。1960年，王连洲考入山东工学院理化系物理专业，并在此完成了三个学期理工专业基础理论课的学习。当时，为贯彻对国民经济发展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八字方针要求，王连洲及其他山东工学院理化系同学全体转校到山东财经学院财政局金融专业。1964年，王连洲及其他同学28人被分配到了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对当时一个乡下农村子弟来说，能分配到首都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真是天大的幸运。”王连洲微笑着说。

但王连洲并没有在央行工作多长时间，就到北京印钞厂实习劳动，到上海印钞厂搞“四清运动”，到河南淮滨“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从干校提前“出炉”后，响应“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奉调到四川东河公司参与货币印制的“大三线建设”，一干就是8年。王连洲被同事评价为“一个很有思想，很有事业心，责任感很强的人”。针对那段经历，王连洲对记者称：“记忆犹新，历历在目，无怨无悔。”

1979年，因工作需要，王连洲回到了央行印制局，负责搜集和钻研中国历代货币，他是中国人民银行体系内搜集、钻研中国历代货币的创始者。主编并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第一部《中国历代货币》本色图录和历史说明，还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前期的《中国财贸报》（经济发展日报前身）撰写“货币史话”。

1983年6月份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增设了包含财经委在内的六个特意委员会今早必知股市消息。时任六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关键领导让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推选一名金融专业方面的干部到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工作。1983年10月份，被推选的王连洲办理了调任手续。从人民银行转到全国人大立法机构，又是一次跨部门、跨行业的“转型”。王连洲回忆起这次调动：“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和理想追求，可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自身条件，实现个人理想和价值追求的回旋余地并不如现在如此地广阔，服从组织的安排不仅是应该的，而且是一定的。”王连洲认为，来全国人大财经委工作，接触到的业务多是宏观方面，联系的接触到的人多是高层机关的人。王连洲觉得，到人大财经委工作，未必非“海阔凭鱼跃，天空任鸟飞”，展示人生价值，发挥个人作用获得了较之前更大的舞台。

1992年7月底，由七届全国人大财经委负责组织落实的《证券交易法》起草开端。1993年起，第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承担了包含《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国有资产治理法》等8项立法起草重任。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一改之前只有一个局级单位——办公室的设置，而增设了其它计划室、经济发展法室和钻研室三个局级单位。王连洲来自人民银行，金融证券方面的法律起草任务自然而然、在所不辞地由王连洲主导承担了起来。也正因此，王连洲与《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这三部资本销售市场大法的起草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连洲作为三部法律起草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回忆起草立法过程，可以说是坎坷和曲折，困难而又漫长，其中发生的很多故事令人难忘。《证券法》风风雨雨历经6年半的时间；《信托法》坎坎坷坷，历经长达8年停停动动、时停时动的不同观点与主张的碰撞、磨合；《证券投资基金法》历时4年7个月，审议跨过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由立案起草综合的《投资基金法》到颁布《证券投资基金法》，历经曲折起伏，结局以“种瓜得豆”告终。

历时7年坎坎坷坷《证券法》

《证券法》从1992年8月开端起草，到1998年12月颁布，跨三届人大，审议了五次，到实施之日，历时6年半今早必知股市消息。《证券法》的颁布经历了其他经济发展法律颁布少有的坎坷和曲折，困难而又漫长。

《证券法》的起草，最早是七届人大提出来的，经过八届人大到九届人大才颁布。以成立上交所、深交所为标志，中国证券销售市场从1990年开端到1992年进展较为快，上海、深圳以及成都红庙子街等地，都有证券发行、交易，随之证券销售市场隐藏了一些混乱，骗买骗卖乱象屡屡发生，急需统一规则、统一监管。于是1992年，七届人大委员长会议提出来要起草《证券法》，当时不叫《证券法》，而叫《证券交易法》。

回忆起《证券法》制定过程中发生的一些往事，王连洲用了八个字——“不可捉摸、啼笑皆非”。

据王连洲回忆，有关方面针对证券立法不同观点的争议较大，“其争议的激烈和顽固程度，外人难以想象，实在少见”，由于对证券法立法中的重大章节存有激烈争议，证券法草案的审议几度遭到搁置今早必知股市消息。

王连洲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积极促进起草工作小组调和各方意见、深入一线调研、组织多次会议研讨、在媒体发表文章进行商量，乃至几次给人大常委会领导写报告、请人大常委会高层进行调和，在困难中前行。

历经坎坷，在有关方面的共同努力下，总算六年磨一剑，1998年12月29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次会议表决通过《证券法》。

历经风风雨雨的《证券法》在最终表决时，所得赞成票数之高，大大超出了王连洲的预测，138名委员，135票赞成，一人弃权，2人未按表决器，即没有反对票今早必知股市消息。这在中国最高立法机关对经济发展法律案实行无记名表决以来，特殊是针对长期存有争议的法律来说，恐怕是空前的。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中国证监会原首席顾问梁定邦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1992年，王连洲先生等人开端为起草中国《证券法》做预备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他。当时的中国证券销售市场还很年轻，很不成熟，充满了值得钻研和解决的问题。王连洲先生和他的同事们一直苦苦求索。大家翘首期盼的《证券法》总算在1998年12月29日颁布了，1999年7月1日生效。王连洲先生作为这部法律起草的具体组织者和参与者，因其始终如一、坚持不懈、延续不断的努力，在业界备受尊崇。”

针对2019年修改后的新《证券法》，王连洲欣赏有加，“新《证券法》，法定股票发行上市实行注册制、设立交易所、《证券法》制定、股权分置革新应该是中国资本销售市场30年来进展的四大里程碑事件。”

曲曲折折《信托法》

回忆41年来信托业的进展，王连洲用了一串排比句：坎坎坷坷、曲曲折折、拖拖拉拉、起起伏伏今早必知股市消息。

信托业风雨兼程的崎岖路程，标志着《信托法》的颁布同样一波三折。1979年10月4日，新中国第一家信托机构——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即现在中信集团的前身）成立，标志着信托业在新中国的重新复原，翻开了现代信托业在中国重新崛起的一页。之后信托业快速进展，如雨后春笋，信托公司最多时曾达到近1000家，其中涉嫌冲击金融秩序的“不规范运作的信托”混在其中，被反反复复的整理整顿如影随形。

随着信托业的快速进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对信托立法“实际需要”愈来愈迫切。《信托法》起草立案最早由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以及资深法学界元老谢怀栻、魏家驹提出。1993年3月份，为积极落实和推进已列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的《信托法》的起草工作，人大财经委负责成立了有中国人民银行、全国人大财经委、中国政法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派员参与的“信托法起草工作组”，王连洲受托具体负责和组织信托法的起草工作。

王连洲回首当年的《信托法》立法审议程序，可谓是一波三折，《信托法》诞生的八年历程，既经历了与其他法案类似的审议程序，也有其独特的、死而复生的波折性，当然还有不少鲜为人知的“故事”今早必知股市消息。《信托法》几经审议，有时是乐极生悲，有时是否极泰来。其中有比较多值得回味的事情，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在王连洲的记忆里，组织包含美国、英国等境内外专家参与的研讨会是解决问题的最有效途径。《信托法》起草工作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将属于舶来品的平凡法系的信托制度，如何融入奉行大陆法系的中国实际，做到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多次脑力碰撞研讨会扮演了“加快器”的角色，王连洲对研讨会“打分”不低，“多年前商量的很多信托话题都是比较深刻、切中行业要害、具有前瞻性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回头看当年的信托法研讨会，仍有不少观点对当前或今后的信托业进展具有借鉴意义。”

从1993年起，耗时八年，坎坎坷坷，在历经长达8年时断时续的不同观点与主张的碰撞与磨合之后，《信托法》总算在2001年4月28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于2001年10月1日信托法正式实施。

信托法颁布实施的重大意义是，在中国确立了财产治理的信托制度，明确了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义务关系以及相互的行为准则，从法律上实现了“信托”制度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移植和扎根今早必知股市消息。

“虽然过程很曲折，但结局圆满，毕竟《信托法》最终成功地颁布和实行了。《信托法》是我国确立信托制度的里程碑，迈出了我国进展本土信托的历史性一步。”王连洲说。

《基金法》的“种瓜得豆”

山东省中部的一个小城淄博，在中国基金历史上却留下了浓抹重彩的一笔今早必知股市消息。1992年11月11日，淄博乡镇企业投资基金治理公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成立仪式，这是中国第一只由央行批准成立的公司型封闭式投资基金。自此，投资基金破土而出。截至1997年10月，全国共有投资基金72只。

1997年是中国资本销售市场基金进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

王连洲认为，1997年从前，有70多家做产业投资基金，基础处于非标情况。1997年《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暂行方法》颁布和实施，标志着中国基金进入规范进展阶段，因此这也被业界视为新老基金的分水岭。

经过对“老基金”整理整顿后，1998年，国内首批两家规范的基金治理公司——南方基金和国泰基金成立，成为中国“新基金”的起始标志今早必知股市消息。1998年被称为公募基金元年。

随着公募基金的进展，仅仅靠一部《证券投资基金治理暂行方法》去调节各方面法律关系已捉襟见肘，而且《暂行方法》仅仅针对证券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创投基金等亟待规范。1998年11月份，全国人大财经委在北京召开第一届投资基金立法的国际研讨会，决策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制定《投资基金法》的意见。

1999年3月30日，全国人大财经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投资基金法起草组成立大会，王连洲被任命为起草工作小组组长。

在起草过程中的曲曲折折、风雨坎坷难以想象，前后耗时4年半，作为“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王连洲对这其中的艰辛记忆深刻，“召开过大大小小的包含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以及基金投资者参与的各种商量会、座谈会难以计数；直接或间接参与商量基金立法的人员不下数千；特意以书面的形式征求各个省市有关单位和业务部门的意见，反复易稿不下数十次今早必知股市消息。”

证券基投资基金、产业基金、风险创业投资基金分属不同的部门监管，而这个分歧好像从投资基金在国内诞生以来，就横在几大部门之间，这就要调和各自的立场和诉求。

针对产业基金、风险创业投资基金，究竟在资金的筹集模式、组织形式以及运作规则上和证券投资基金存有哪些具体区别，大家不非常清晰，所以意见差别往往很大。始终难成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起草阶段，争议的关键问题有所侧重和不同。而王连洲作为起草工作小组的主持人始终做着调和平稳工作，从起草“投资基金法”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最终颁布，王连洲将其戏称为从“种瓜”到“得豆”，由此由此可见基金立法道路之曲折。

总算，在2003年10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历时4年7个月，审议跨过九届、十届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任期，为证券销售市场乃至社会各界瞩目的证券投资基金法，总算正式通过并公布实施今早必知股市消息。

王连洲清楚记得，《证券投资基金法》通过之后，最早的一篇报道是由《证券日报》发出的，“2003年10月28日，记者等我到很晚，记者敬业态度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退而不休为资本销售市场鼓与呼

2000年，王连洲退休今早必知股市消息。退休后，王连洲并没有离开资本销售市场，时时刻刻关怀着资本销售市场的进展，不断鼓呼修改完善《基金法》等资本销售市场相关法律法规。

随着销售市场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证券投资基金法》及时做出修订是必要的。退休后的王连洲，为尽快修改完善《证券投资基金法》，不断地呼吁。2012年、2015年，《基金法》经过两次修订。私募基金被纳入调整范围；明确规定了有关基金从业人员的信用、诚实、慎重、勤奋义务以及违反相关义务的法律责任，进一步强化对基金投资者的保卫力度；强化了对基金治理人股东、实际操纵人的监管，维护基金治理人的独立运营等。“种瓜得豆”总算变成了“种瓜得瓜”。谈起“种瓜得瓜”的结局，王连洲说最应该感激的是前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是吴行长延续10年呼吁的结局。

“由于参与《信托法》制定，对信托公司隐藏的问题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针对历次整理整顿信托公司中提出的某些意见，针对监管层或许有过冒犯，但位卑忧国，秉性使然吧。”王连洲说。

王连洲退休20年间，仍然诲人不倦，发挥余热今早必知股市消息。王连洲“忙忙碌碌”，担任中国人民大学信托基金钻研所理事长；担任第一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基金公司（华夏基金治理公司）的第一届独立董事、第一家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信托公司（华宝信托公司）的第一届独立董事，还曾担任宝盈基金治理公司、同仁堂股份公司等机构的独立董事，参与成立私募投资百人论坛、CIFC智库等跨行业活动，与证券、信托、基金、银行以及某些资产治理机构的业界人士长期坚持着一种友谊联系。也由于其坚持不懈的努力，获得中国金融博物馆授予的基金终身成绩奖。